函授教育一经办起，那股读书的风气、学知识的热情，慢慢地形成了合理而又时髦的氛围，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因此，许多青年的床头案旁，日渐增添了许多书本，“啃书本、钻技术”的风气日益浓厚。

有的书本找不到，就坚持听电台广播。这种读书学习的良好环境，提高了一批青年的文化知识水平，当1978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后，一批批学以致志的青年纷纷被高校录取，这其中函授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一位知青叫李建萍，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知青时代的“充电”》，文章写道：

我是1973年11月份下放的，那时知青管理工作开始规范了，老知青们已经在农村呆了几年了，有许多人担任了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人员，虽然体力劳动减轻了，但他们也碰到了许多生产、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他们渴望通过理论学习不断增长知识，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那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要指标、要推荐、要政审，不能继续学习的问题困扰着广大的知青。就在这时，知识青年函授教育应运而生，这一新兴的教学方式立即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大家积极报名参加，掀起了一股下乡知青学习文化知识的旋风。我们大队的三个知青都报名参加了知青的函授学习，一个学赤脚医生，一个学民办教师，而我学的是马列基础。

李建萍还记得第一天在县委党校开学的那一天，宽敞的礼堂坐满了知青，许多来晚了没有座位的知青，只能坐在礼堂外面的操场上，李建萍和几个知青同伴围坐在大喇叭下，开始了知青函授的第一堂课。

李建萍学的第一篇课文是《国家与革命》，第一次听这样深奥的政治理论课，虽然大家听得很认真，笔记做得很仔细，但仍然有很多听不懂的。下课以后，这些知青就在一起进行讨论，相互对笔记，讨论到最后还是似懂非懂。

知青们只能反复背诵“国家机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名词解释，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了收获。

那时一年中有两次集中辅导，李建萍总是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不管工作如何紧张，都要参加。

有一次在县青年农场进行辅导，李建萍搭上拖拉机，一路颠簸呕吐几十里路程，放下行李就走进会场学习，尽管农场的学习条件不是很好，但大家不会埋怨，席地而坐，膝盖当桌，学得有滋有味，讨论得非常热烈。

李建萍在文章中写道：

1974至1975年，我们坚持了两年的学习，先后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论权威》等马列主义小册子，通过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坚定了我们的马列主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