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最终取得的结果是，我舅父许有强同意率部起义，起义时间定在1948年10月25日（农历戊子年九月二十三）。起义标记为举宽三尺、长五尺的白旗带领队伍出城，让开大南门，以便攻城部队顺利地进入城内。起义行动路线定为由我舅父率部在应城城内举行起义之后，将部队及投诚人员带到约定的接头地点——京山县马店街上，与我父亲杨秀峰会合，然后再由他引领到解放区内的郭家围子集中，这是中共京安应县委指定的集中并准备进行部队改编的地点，京安应县委还特地在此部署了一个基干民兵团负责接应。为了保密和预防不测，我父亲杨秀峰事先并没有向我舅父许有强暴露这个集中地点是郭家围子，只是跟我舅父约好在马店街上汇合后再做安排。因为谈判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并约好集中地点，也只有当事人跟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内情，并未跟当时的攻城部队取得任何联系及沟通。再加上由于当时中共根据解放进程，在当地的机构设置复杂，仅京山县境内中共就设有五个县委：除了京北县、京（山）钟（祥）县、天（门）京（山）潜（江）县以外，曹武、石板、徐店、坪坝、宋河、罗店等乡镇一带，还设有京（山）应（城）县以及京（山）安（陆）应（城）县等组织。其中中共京安应县委，当时下辖第四（罗店）区、第五（仁和店）区、第八（坪坝）区、第九（宋河）区等四个区委。我舅父的出生地许家坝属第四区，起义队伍到达集中的目的地郭家围子，地处罗、森、祁、马乡，属第五区委仁和店管辖。

又由于我舅父起义投诚的谈判，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京安应县委委员的我的父亲杨秀峰，和我舅父许有强之间秘密进行的，而攻打应城战役的则又是由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指挥所属部队及其他武装力量独立完成的，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就是我父亲所在的京安应县委，并没有参与其中，也不知道战役何时打响。再加上战斗打响时，作为起义谈判代表的我父亲杨秀峰因工作变动，离开京安应县委，被调往京（山）钟（祥）中心县委襄河地委组织部工作，致使起义部队与接应工作完全脱节，再加上事发突然和高度保密的原因，京安应县委也未来得及及时跟攻城部队，以及和其他县委做好沟通和接应的工作，致使原定于1948年10月25日我舅父率部起义的安排被耽搁了下来。

攻城部队于1948年10月24日凌晨4点打响攻打应城的战役以后，由于久攻不下，还要赶在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增援部队的三个团，一万多人到来之前，撤离城区并驻扎到应城外围去，我舅父所率部队的起义投诚，对于战事的进展就至关重要了。关于应城战役，时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及应城战役总指挥张才千（解放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军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应城之役》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应城战役从10月24日凌晨4点打响。独立旅一团在古城台、草街，二团在寿宁寺同时发起战斗，以扫清敌人之外围据点，但都因工事坚固，不易接近和摧毁，而未能得手。”“24日黄昏，一团又重新组织四个连的兵力，并加强了一部分火器。时值深秋，战士们冒着大雨寒风，猛攻古城台。部队在攻击中英勇顽强，反复攀登，梯子炸断了，就用身子趴在铁丝网上作前进‘踏板’，为战友开辟冲击通路。但终因雨大路滑，工事坚固，地幅狭窄，虽经一夜激战，仍未能攻克。”“此时此刻，我心急如焚，时间不能（再）拖下去，应城离武汉很近，一旦援兵赶到，就会前功尽弃。我在屋里踱来踱去，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有时俯下身去看看桌子上的作战地图。电话铃声不断地响着，参谋人员回答着作战、后勤等许多具体问题，电报稿不时送进我的指挥所······”张才千司令员的上述这段话，足以证明应城城防工事之坚固，攻城部队之艰难险阻。如果没有内应的话，想要攻下应城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另据史料记载，应城战役从10月24日凌晨打响到10月26日停止，历经近六十个小时艰难与激烈的战斗，部队也付出巨大的牺牲。最终，是在我舅父率部起义，打开大南门之后，部队才从大南门攻入城内，进而在城内开展巷战而获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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